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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35歲后,穩定工作只是一種幻覺?

2019-10-07  莫斯科威

    30歲之后,你應該避免在大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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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歲現象”與職業風險

    之前寫了一篇“30歲遇到的種種問題,答案在20歲”的文章,沒想到炸出一堆35歲左右的讀者,提了那個經典的問題:如何面對“35歲現象”?

    大部分公司在招聘中層以下的職位時,大都會有“年齡在35歲以下”的要求,讓人感覺年過35歲,在人力資源市場上就突然貶值了。

    有人說,那我過了30就不跳槽,乖乖地呆在原公司安分守己不就行了?可這種想法被人看穿了,又導致職場上“90/95后只能夸,70/80后隨便罵”的現象。

    其實據我所知,“年齡在35歲以下”這條招聘要求,說歸說,在現實中未必能有效執行,畢竟招人招人,首先得招到能用的人。倒是后面說的“35歲現象”導致的職場心態失衡,對你的影響更大。

    想要解決“35歲現象”的問題,先要理解什么叫“職業風險”。先請大家做個判斷,下面兩種工作狀態,你覺得哪一種風險更小:

    A: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十年了,公司業務很穩定,工作很順手,同事上下級關系很融洽,薪水說不上高,但也沒什么不滿意;

    B、自由職業,收入波動很大,有一些基本的老客戶,但需要不停想辦法拓展新客戶

    估計大部分人都覺得是A,因為B給人游手好閑的感覺,實在讓人放心不下來。比如上周我在文章中說自己現在是“職業寫作和半職業投資”,就有讀者覺得風險很大:

    其實,大部分普通人無法真正理解“風險”的含義,這是《反脆弱》一書中的觀點,可能很多人已經聽說過這本書了,作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以《黑天鵝》、《隨機漫步的傻瓜》等書著名,而《反脆弱》是他總結前書“隨機性”“黑天鵝現象”背后原因的集大成之作。

    本篇,我就用《反脆弱》一書中的理念,分析一下職場“35歲現象”的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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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脆弱:以毒攻毒

    什么叫“反脆弱”呢?《反脆弱》一書中提出了三種狀態:

    脆弱狀態:玻璃杯很硬,但掉到地上,很容易摔碎;

    強韌狀態:塑料杯容易變形,但掉在地上,一般完好無損;

    反脆弱狀態:想象有一種材質做成的杯子,當它掉在地上,會變成兩個小杯子。

    簡單說,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叫“強韌結構”;從外部風險中獲利的能力,作者稱之為“反脆弱結構”。

    為什么塑料杯比玻璃杯抗摔呢?不是因為它更堅固,可以抵抗沖擊,而是它的材質有彈性,可以用“波動性”消化外部沖擊;而那些看似堅固的東西,當風險超過了它的設計承受能力,必然會被摧毀。

    這個邏輯進一步延伸,作者認為,類似波動性的無序性、不確定性、混亂、不平衡性、不可預見性,這些我們平時看來不好的狀態,其實往往是應對風險的最好手段。

    繼續展開這個邏輯,就得到了“反脆弱性”——當“波動性”經過巧妙的設計之后,反而可以讓我們從風險中獲利。

    比如細菌,作為個體在抗生素面前是脆弱的,但大量個體的犧牲,為少數因基因突變而獲得抗藥性的個體騰出了生存空間,讓群體得以延續,甚至更強壯,這個系統就是“反脆弱結構”。

    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倒閉了資產配置過于單一的雷曼兄弟這樣的巨頭,但也讓產品配置更平衡的高盛在危機中大賺一筆,高盛的“反脆弱結構”更勝一籌。

    每個人都想通過“增強體質”的方式抵抗外部風險,但總有“黑天鵝事件”超過你的風險抵御能力,總有“隨機事件”會輕易繞過你的“馬奇諾防線”,就算你能夠承受這種風險,硬扛也只會讓你元氣大傷。

    而最好的應對風險的方法是“以毒攻毒”,設計一個“反脆弱結構”,讓自己經常暴露在風險中,提高自己生活的“波動性”,利用“波動性”平衡風險,并伺機利用風險獲利。

    簡單介紹了“反脆弱”的基本理念后,我們再回看前面的兩個工作選項:

    A: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十年了,業務很穩定,工作也很順手,同事上下級關系也很融洽,薪水說不上高,但也沒什么不滿意;

    B、自由職業,收入波動很大,有一些基本的老客戶,但需要想辦法拓展新客戶。

    其實看似穩定的A是“脆弱結構”,而看似不靠譜的B才是“強韌狀態”。

    值得分析的是,為什么工作總會給人穩定性的幻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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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脆弱性以犧牲個體為代價

    如果你工作十年以上,你應該經歷了08年、18年兩次大的經濟衰退,至少一次的行業性蕭條,以及若干次公司自身經營的危機。

    而你的命運,通常有兩種結果:大部分人經歷了人心慌慌后,還是挺了過來,除了少了年終獎之外,沒有任何直接損失;而少部分人則被以各種理由裁員,進入職業生涯的低谷。

    想一想,是不是就像玻璃杯從高空摔下,要么完好無損,要么粉身碎骨或缺角裂縫而不能用了。

    而另一類自由或半自由職業者,就不同了。之前我在做廣告行業時經常跟自由設計師合作,他們收入的“波動性”非常大,一旦經濟不好,收入馬上減少,而經濟太好時,又會因為業務太多接不過來,而放棄一部分收入。

    但這種工作的波動性恰恰是對抗經濟周期的最好手段,經濟太好時,他們會提高收費標準,放棄一些難度大、利潤低的業務,還會給業務多的合作公司優惠,以增加業務的穩定性;

    而經濟不好時,他們又會降低業務標準,甚至臨時找一份工作,以渡過難關——相反,一個失業的人,想在經濟衰退期從頭開始一份自由職業,就難多了。

    想一想,是不是就像塑料杯從高空摔下,靠著材質本身的彈性,去避免粉碎的命運。

    自由職業雖然沒有完全實現“反脆弱性”,畢竟是擺脫脆弱性,走向強韌狀態。 

    當然,有人會覺得,被裁員也不是什么大事,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一家公司上,只要自己專業傍身,總能在人力資源市場上賣個好價錢,這不也是一種“強韌狀態”嗎?

    沒錯,這正是因為人力資源市場存在“反脆弱性”,不管經濟好壞,它都永遠存在。可大家想一想,市場的“反脆弱性”是從何而來的呢?

    《反脆弱》一書有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系統的反脆弱性是通過犧牲個體為代價取得的”。

    一個國家是如何渡過經濟衰退期的呢?是靠死掉一大批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讓堅持下來的公司減少競爭對手;去年到現在的經濟衰退很可怕,相信已經死了一大批企業,正是這些企業的犧牲,才能讓活下來的企業活得更好。

    “人力資源市場”的“反脆弱性”也是如此:經濟衰退期,淘汰一批沒有競爭力的人,讓留下來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經濟過熱期,淘汰掉一批給不起高薪的企業,讓給得起高薪的企業更容易找人。

    “反脆弱性”會犧牲一部分最脆弱的人的利益,來提高整個系統的生存資源的利用效率,這才是“35歲現象”的本質,因為某些憑借年齡獲得優勢的行業與職業,一過35歲,脆弱性會大大增加。

    不光是“35歲”,所有讓你建立優勢的東西,都有“變脆弱”的風險,比如很多技術可能在一夜之間被取代,讓你辛辛苦苦十幾年建立的優勢化為烏有;為你貢獻了大部分業務的大客戶,一旦失去,你可能再也無法站起來;一場反腐,足以讓最安全的公務員,變成最脆弱的職業。

    作為一項“必然出現、但未必發生”的風險,“35歲危機”最好的應對就是為自己建立“反脆弱職業結構”,你不光要從玻璃杯變成塑料杯,還要有從風險事件中獲利的能力——摔碎后變成兩個的“反脆弱杯”。

    但在此之前,最難的是放棄一切關于“穩定性”的慣性思維,比如——大公司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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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司是如何做到穩定的

    30歲之前,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有助于系統地建立工作方法,積累事業資源;但30歲之后,你應該避免在大公司做的時間太長。

    前半部分很好理解,后半句估計又違背了大部分人的認知,一般人都覺得大公司穩定,抗風險能力強,應該是抵御“35歲現象”最好的避風港。

    但你想過嗎,大公司為什么穩定?

    還是前面的邏輯,系統的反脆弱性是通過犧牲個體為代價取得的,大公司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體系至上、公司文化至上、業務至上”,任何一個員工的利益都無足輕重,隨時可以被犧牲掉,在巨大的危機面前,就算是CEO也可以犧牲。

    翻開中國富豪榜的發家史,哪一個不是建立在“高杠桿”的基礎上?“高杠桿”本質上是一個“脆弱性”的結構,但你別忘了,高杠桿是屬于公司的,這就意味著老板把“脆弱性”轉嫁所有員工、供應商、投資者、社會公眾、環境,而自己坐享“反脆弱性”帶來的利益。

    姓許的、姓王的、姓賈的,不都是這么干的嗎?只不過有人成功上岸,慢慢去杠桿;有人僥幸逃生,為去杠桿脫了一層皮;有人雖然失敗,留下千古罵名,但至少全身而退。

    工作造成的穩定性的幻覺,就像火雞,它們活的時間越長,就越“確信”農場主的仁慈,直到感恩節來臨的那一天。


    當然,更致命的是“大公司穩定幻覺”,讓你陷入舒適,從而忽視了為自己建立“反脆弱結構”:

    首先,大公司的職位高度細分,職位之間高度協同,一旦失業,某些能力就成了“屠龍術”;

    其次,大公司提供足夠的安全空間,讓你無法暴露在市場風險中,就像溫水煮青蛙,很快讓你喪失防御能力,還把自己的生活檔次建立在“脆弱性”之上;

    最后,越復雜,越脆弱,某些大公司的業務結構看似多元穩健,其實建立在沙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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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下崗誰下崗

    1999年,我還在銀行工作,有一天銀行被一家工廠的工人堵住了,他們怪我們抽貸,導致他們下崗。我其實很理解這些工人,我父母一輩子都在同一家工廠上班,我也在那里上學長大,他們也永遠不會相信,工廠有一天會倒閉,“工廠的主人們”會失業。

    那件事,堅定了我從銀行辭職的信念。

    那一年春晚,黃宏在小品里一句“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足以揭示“反脆弱性”與“脆弱性”的關系。九十年代末的“三年國企脫困”可謂危局中“壯士斷腕”的明智之舉,讓中國經濟擺脫了包袱,建立了“反脆弱性”,才有之后的十年騰飛。

    但包袱不會無緣無故消失,工人“脆弱性”成為解決系統性危機的無法避免的突破口。

    2017年,某通訊設備巨頭的一名老員工因被裁員而跳樓身亡,事情背景是公司調整收縮虧損業務。

    大企業的業務都會分為核心業務和非核心業務,后者在危機時候可以當成包袱甩掉,雖然沒有任何HR會這么跟你說,但這是一種基本的“反脆弱結構”。

    兩年后,這家經歷了“制裁風波”的公司熬過低谷, 相信在5G建設高潮來臨之后,員工們還有幾年好日子可過,不會暴露他們與生俱來的“脆弱性”。

    “反脆弱系統”對“脆弱性”部分的犧牲,正是一個企業、一個組織、一個國家,發展壯大的過程,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內在邏輯。

    雖然從道德的角度講,任何人都不應該利用他人的“脆弱性”,來建立自己的“反脆弱性”,但至少每個人都應該建立自己的“個人反脆弱性”,以免自己成為他人建立“反脆弱性”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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