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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所見清代四川商人研究

2019-10-23  網上蜀學堂

  周娥

  歷史上四川商人有三次輝煌時期,分別是秦漢、唐宋和抗日戰爭時期[1],清代四川商人①雖不比這三個時期輝煌,也無法與同時期的徽商、晉商相比,卻獨具一格,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 的印記。目前學術界對于四川商人的研究成果不多。管見所及,梁凌等所著《話說川商》簡要介紹 了四川商人生長環境、經營思想、經營策略和行業情況,但側重民國時期的研究;林文勛的《宋代 四川商人概論》和黃英的《淺析宋代蜀商》對宋代 四川商人形成的地理環境、商人種類、基本活動、資本流向和歷史作用進行了闡述;譚平的《試述清代四川商業的特征》和《清代四川商業發展的 制約因素》分析了清代四川商業特征和發展制約因素;黎立《論清代打箭爐茶葉貿易》和蘇倩雯《清代打箭爐商人群體的歷史考察》對清代四川打箭爐這一區域的商業和商人進行了研究。①然 而,目前利用地方志研究清代四川商人狀況的,暫無一本專著或專文成果。

  地方志作為一種區域歷史文獻,翔實記載當地的歷史沿革、自然環境、風土人情、社會狀況、歷史人物等,為后世研究該地提供了豐富史料。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統計,四川②地方志數 量最多,僅在清代,四川所修各類志書即達400多部。[2]數量巨大的四川地方志,特別是其中的商人人物傳記,成為四川商人研究的重要史料來 源。筆者據巴蜀書社出版的《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和臺灣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方 志叢書·華中·四川》統計,整理出清朝、民國時期四川地方志中有 570 條清代四川商人傳記(見下表) ③。筆者試圖以這 570 條商人傳記為主要史 料,對清代四川商人的經商緣由、群體形象及影響等進行初步探析,四川商人的經營范圍、人員構成、地域分布、群體心理等,留待他日另行撰文。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四川商人在清代大量涌現,與其所處環境有很大關系,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第一,自然地理環境。四川周邊群山環抱,陸路進出困難,水路雖有長江貫流,卻極其兇險,特殊的地形和艱難的交通減少了商人出川概率;川內長江、雅礱江、岷江、嘉陵江、烏江等水系縱橫交錯,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給四川商人往來提供便利;溫暖濕潤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和高低起伏的地形地勢,又為多種生物的生長繁衍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二,人文社會環境。清初全川僅剩 50 萬人[3],順治末年開始移民入川,道光二十年(1840)已突破3834萬人,成為全國人口最多的 省份,眾多的人口為四川商人擴大規模提供了 基礎;清統治 者實行“通商”政策[4],對“懋遷有 無”的商人群體給予特殊重視。包括肯定“商人 為四民之一”[5];除關市之弊,“禁革明末加增稅 額銀兩”[6];通商販之路,在江口至夔州的長江河 段各險灘設置救生船;達仕宦之途,設商籍方便其子弟科考;弛山澤之禁,任民自由開鑿鹽井。另外,生產力、生產工具、交通的進步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在四川商人成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相關論述已多,茲不贅言。


  一、方志所見川人經商緣由

  清代特別是清代中后期,四川地區商人大量涌現,超過前面任何一個時代,必有其緣由。

  (一)家境貧寒,被迫行商

  四川中部盡管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四川盆地,土壤肥沃,沃野千里,但移民不斷遷入,致使川內資源趨于飽和,人均耕地面積變少,貧困農戶無法依靠土地自活,被迫“棄本從末”加入商人行列。成都張新業“因貧廢學業賈”[7];溫江沈萬祥“以家貧改業經鹺務”[8],熊世杰“家寒棄讀為商,漸致饒裕”[8];簡陽段榮宗“家貧賣酒”[9]。四川周邊被秦嶺、大巴山、烏蒙山、巫山、大雪山等崇山峻嶺環抱,土地貧瘠,不宜耕種,難以自存 的部分農戶也選擇經商,以謀生計。方志中即有彰明縣人李憲章“因貧岀貿”[10];瀘州人徐錫“二歲失怙,依母為命,及長,為貧學貿”[11] 的記載。因貧從商的商人在四川商人群體中占據絕大多數。

  (二)科舉路斷,棄儒就商

  自科舉創制以來,無數的讀書人以考取功名為畢生追求。清代的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備,參加科考的人數再攀高峰,科舉入仕道路更趨艱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少士人對商人和商業也趨漸改觀,不再視其為“末業”,在屢試不授的情況下選擇投身商海。徐治平“少負雄才,屢應童子試,不售,棄儒貿易”[9];官永儀“幼習舉業,不售,棄儒就商”[12];也有少數像孫桂生那樣“才智精卓,膽略過人,不屑屑為章句學”[13],沖破“商不如 士”傳統觀念,去儒習賈者;或類似李陞映,因“清末科舉詔停”[14],被迫中斷仕途路,轉投商海。

  (三)父母年邁,繼承祖業

  中國是一個講求儒家倫理綱常的社會,尊祖敬宗、孝順父母是對每個子女的要求。發展到清代,儒家倫理綱常更是達到僵化地步,成為禁錮人們思想追求的枷鎖。尤其是那些有著龐大祖業,因父母年邁而不得不放棄自己原有追求,繼 承祖業的人,這在四川商人群體中也有體現。彭廷彥“因親年邁,乃廢學理家政”[15];溫玉坡“年十五工屬文,以世業賈,父宣豫不樂煩瑣,請廢讀營貿”[16]。

  以上三種原因,其中家境貧寒,為求生計被迫經商的情況最為常見;科舉無路或者看淡仕途,轉投商業的也不在少數;父母年邁,繼承祖業經商的也有一定代表性。這三種是地方志所見清代川人經商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原因。其他情況如:耕讀兼商業、儒學兼商業、棄官從商等只是個例,不具有代表性,暫不單列。

  二、方志所見四川商人的群體形象

  四川商人在封建時代商幫中屬于后起之秀,自始至終也無法與徽、晉等大商幫相比,但其“好 義樂善、誠信經營”“孝悌仁德、以和為貴”“賈而好儒、才智有余”的正面群體形象卻絲毫不遜于他們。當然,以上形象不能概括全體四川商人,地方志中的四川商人只是恰好符合儒家倫理和封 建傳統,才“有幸”被“衛道者們”載入史冊。

  (一)誠實守信,好義樂善

  《春秋·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誠信是“儒家八德”之一,四川商人在商業經營中也樹立了誠實守信的形象。池云光來邑習賈,以“業誠 信大著”[17];廖明龍“生性忠厚和藹,與人交易誠信無欺,有周某者年老無子,寄數十金于明龍處,周歿,明龍歸其金于周之族兄”[9];李清榜“業白花生理,弟清楷用秤偶爾欺人,清榜重責之”,賬單交易時“漏算銀五十兩,清榜清算明白,如數給 之”[18];像劉仲超、李興、劉吉安、李道生、鐘子英、周大倫、李瓊林等路拾遺金,如數歸還其主者,更是不計其數。

  發源于清初的“袍哥”組織,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為行為準則,拜關公、重義氣,四川商人也深受“袍哥文化”影響,一些四川商人還加 入袍哥組織;再加上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對“義氣” 的推崇,四川商人便把“義”作為自身經商的標尺。李云鵬“設煙肆賭場為生……平生尤醉心者 為關岳,自命字曰云鵬,示兼佩二公”[19];凌必揚 以貿易起家,“樂善好義,嘗與人共財,忠實不 欺,數十年如一日……有因債貨婦者,亟為贖 還”[20];龐思奎以商業致富,“性仁厚,厲行公善, 凡修橋筑路及濟貧乏、施米藥棺板等善舉,靡不 樂為”[21];更有像魏國喬這樣的商人,“遇人危急 時,至傾資不恡,如是者屢矣,而家遂落,于是去閩之湘廣交游,通商賈,已復致富。然好施,則較在閩時尤甚,家又落,乃挈其余資來蜀,家于新都。值族人某為債所苦,國喬憐之,且憤,甚罄所 有以與之,而焚其劵,遂窮”[22]。魏國喬經商致富,因好施予而三至家貧,可謂將四川商人好義樂善 品性發揮到了極致。

  (二)孝悌仁德,以和為貴

  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先秦時期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 輿”[23]論述,宋代朱熹將“孝悌”放于“儒家八德” 的前二。在幾千年“孝悌”文化熏陶下,中國人早已將孝悌觀念熔鑄于血液和骨髓中,清代四川 商人也極力踐行這一準則。邱惠隆“弟兄五人,析產各分錢數千,己獨貿易四方,積數千金仍與 弟兄均分”[15];謝朝元“棄學歸耕兼謀商販,漸有余貲,雖身赴市廛,心無一息忘親,每晨裹糇糧 出,歸則負米奉親,未嘗缺也”[9];李元明,教匪之亂時其父為賊所執,“跪求殺己以貸”[24];黃顯國, 其母傅氏生病垂危,“割股以救母”[25];王端蓮,廣東興寧縣人,貿易入川,“居數年,與妻鐘歸里,負父母遺骸徒走復入川”[26]。有獨自經營贍養雙親、 扶持弟兄族人者;有父母危難,祈求以身替代、割股救親者;也有客居異鄉,不畏艱難跋渉千里,返梓背負父母遺骸者。

  清代的四川是一個移民省份,川內大部分百姓從各省移民而來,八方匯聚于川的他們既保留原籍地的風俗特色,同時又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和接納與自身文化相異的群體,在面對糾紛或沖突時更愿意采取寬容并包的態度和“以和為貴”的處理方式。地方志中不少商人更是以身作則,充當矛盾的調解者。李時春貿易嘉定“,鄉有訟者為之 排解,期于無爭”[15];殷成元“生平公正誠實,凡鄉里有忿爭事,居間謝解,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鄉人莫不欽服焉”[27];胡培森“善排難解紛,鄉里因有‘寧求胡公理處,不向官府起訴’之語”[18]。

  (三)賈而好儒,才智有余

  張海鵬先生認為“賈而好儒”為徽商特色,張明富先生則提出“‘賈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較為普遍的存在于清代的一般商人群體之中”[28]。筆者梳理四川商人傳記時,發現部分四川商人在經商之余,也熟讀經書、尊師重儒、禮賢敬士,或捐資設義學、書院,或延師訓子弟,期求子弟入仕,表現出“賈而好儒”。陳順閣“持籌之暇, 恒以讀書自娛,而府君中歲后,尤嗜雙江劉氏之學”[17];梁杞“雖用賈廢儒,然常涉群書通象緯堪 輿龜算覆射支離之術”[29];劉德海“禮賢敬士,不惜貲財,雖寒畯至門必禮之,求必應,歲時嘗置酒請老師,宿濡會談,數十年無稍怠”[30];龍貴見“見士人必拱立敬起叩”[31];高登級“捐資置產,設立鳳山、鳳池兩書院”[32];李正富“重道尊師,敎子瓊芳,孫向南入邑庠”[33];夏世編“延師訓諸弟,稍懈,痛哭誡勉弟”[8]。

  川人在外常被人喚為“川耗子”,這一稱呼最早見于趙翼所撰《陔馀叢考》,說明代人“呼蜀人為川老鼠,以其善鑚也”[34]。這一稱呼或褒或貶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川人的聰明才智為外人所公認。四川商人更是川人中機智聰明的佼佼者,他們能利用環境和局勢之便,發現商機、經商養家,有的還能富甲一方、名滿天下。“謝月樓,南市人,監生。南為宣漢巨鎮,以洋煙為出產大宗,初 兩湖陜甘河南之販煙者,欲立莊開縣臨江市,公 計誘來南,亦實公之為足以服遠人也。……總南市事數十年……然自公初總南事,以至公之卒,未嘗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栩栩然夸詡于鄉人,而不自知其非也”[35]。

  需要注意的是,商人傳記在反映商人形象時具有局限性,并非所有四川商人都如方志記載的 那般“好義樂善、誠信經營”“孝悌仁德、以和為貴”“賈而好儒、才智有余”。原因有二:方志商人 傳記大多收錄在“孝友”“行誼”“義行”“篤行”等條目中,這些條目限制了商人的收錄范圍,那些 “非孝友”“不行誼”“無義行”“不篤行”的商人則不可能被記載;商人傳記的內容,對其經商經歷 敘述極其簡略,往往以“從商”“服賈”“負販”等字 眼帶過,但對于傳主的孝友、義行、善舉卻是長篇 累牘、大書特書。其目的是要在社會上樹立一批 符合封建社會價值觀念和道德導向的模范代表,以此來教化百姓、勸民向善。方志傳記中這種對 商人隱惡揚善、只褒不貶的書寫方式,需要學者 在認識四川商人群體時,采用客觀、公正和全面的視角,切莫被方志記載的商人一角所蒙蔽。事 實上,在清代商品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四川商人中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欺壓百姓、見利忘義的 大有人在。

  三、方志所見四川商人的影響

  清代四川商人的作為和影響雖不及晉、徽等大商幫,但作為西南地區最為活躍的地域性商幫之一,其商業活動不僅推動了經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為民族和諧、邊疆安定做出了貢獻,其諸多義舉也彌補了國家在地方社會治理上的不足。

  (一)推動經商地區社會發展

  清中期四川商人大量迸發,打破了沉寂已久的四川社會,他們走南闖北、往來貿易,促進了周邊城鎮的興起、市場的完善、交通的改善、經濟的繁榮和川地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川商人外出貿易者雖然不多,但并非沒有。他們將茶葉運往西藏,把布匹運向滇黔,把糧、鹽運往鄂楚,同時又將西藏、滇黔、鄂楚地區的特產和大宗產品運回川內行銷,在調劑有無、促進商品流通,推動 省際貿易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傅萬春“奔走荊沙間,往則運竹席,返則購廣,貸以博厚利”[27];羅 汝興“運糖霜出湖湘,販棉歸,織布運銷滇北,歲以致富,商號名羅福興,羅福興之名聞敘渝滇楚 間”[26]。清代四川是全國第一大糧倉,四川商人將大量余糧販運出川售賣,確保了國家缺糧地區的糧食供應;太平天國戰亂時,將川鹽運往楚地行銷,既推動四川鹽井業的發展,又滿足楚地的食 鹽供應,為清政府奪回楚地和保證楚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

  (二)促進民族和諧

  四川境內少數民族眾多,特別是川西、川北 的藏族、羌族、彝族,川東南地區的土家族、苗族,與漢族百姓雜相聚居;與四川相鄰的西藏、陜西、云南、貴州、湖廣等省份亦少數民族廣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使四川商人無形中肩負起溝通川內外各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重任。川西的打箭爐是通往西藏的必經之地,也是四川商人的重要據點,四川商人將西藏所需的茶葉、布匹等商品運往打箭爐銷售,又買回藥材、皮草等 漢族所需的商品,有力地推動漢藏兩族人民的物資交流、經濟發展,改善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四川商人成為民族融合的潤滑 劑,在增強地區交流、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滎經縣志》記載姜玉山[36]、姜永吉[36]皆通夷語,在打箭爐與夷商互市時排解漢夷糾紛,即是四川商人促進民族和 諧的最好例證。

  (三)彌補國家在地方社會治理上的不足

  四川商人盈利后往往多施“善舉”,或是為報答社會,或是提高自身社會地位,又或是迫于政府壓力捐輸。無論出于何種目的,他們的行動都給當時社會帶來不小影響。出資修路、筑橋、設義渡,既方便商人的商業貿易運輸,也給其他行人提供方便,客觀上還利于公共交通事業的發展;致富后廣開義學、書院,教授生徒,又推動了地方文化教育

  事業的進步;捐錢建育嬰堂、保節院、義濟院、宗 祠、修族譜、施藥、施粥、施棺材、施義冢、捐田、捐屋 等善舉在地方志中也不勝枚舉。商人參與到以上這些原本屬于國家職能范圍的“善治”活動,充當地方社會秩序的管理者和維護者,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國家在地方社會治理上的不足,為維護封建 統治、安定社會秩序做出了一定貢獻。

  當然,清代四川商人作為封建時代末期商人群體,其封建性和落后性自然不可避免。方志記 載富商王國有“買田數百碩,置街房多處”[18];張 廣濟“買田千余畝”[37];李發勛“服用尤豪奢侈…… 用財無節”[26];陳發和“性揮霍”[38];王長玖“揮霍無吝色,卒年家居徒四壁”[39]。他們對土地的狂熱占有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對社會所起的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結語

  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環境,使四川商人在清代特別是中后期大量迸發。通過方志商人傳記去探析清代四川商人,不失為一種可行 方法。筆者通過對四川方志中清代商人傳記的梳 理和探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清代川人經 商有“家境貧寒、轉行經商”“科舉路斷、投身商 業”“父母年邁、繼承祖業”三個主要原因;第二,方志中四川商人具有“好義樂善、誠信經營”“孝 悌仁德、以和為貴”“賈而好儒、才智有余”的群體 形象,這一形象不能概括全部四川商人,方志中 四川商人只是恰好符合了封建倫理,才“有幸”被 “衛道者們”載入史冊;第三,四川商人在促進社 會經濟發展、加強民族間交流、彌補國家地方社 會治理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作為封建時 代商幫,其落后性仍無可避免。對方志中清代四川商人經商緣由、群體形象及社會影響的探析, 有利于推進四川商人的研究;同時,也可為新時代四川商人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來源: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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