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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紂,絕非是改朝換代那么簡單,它打破的是宗教神權結合體

原創
2019-11-14  山家往事

姬周部族和殷商的矛盾由來已久,隨著姬周部族的日益壯大,周成為西方諸侯之長,這終于引起了商代統治者的警覺,最終,季歷被商王文丁軟禁絕食而死。季歷的死并沒有打斷姬周的發展勢頭,相反,他的兒子姬昌在各地網羅人才,明德慎罰,重視生產,姬周有實力不斷蠶食殷商的諸侯國。

在公元前1046年的正月,姬發率領天下諸侯兵馬五萬直沖朝歌。此時,商朝大軍剛剛戰勝東夷,尚在回歸朝歌的路上。商紂王大驚,緊急征調十七萬奴隸及戰俘,派往朝歌城外迎戰姬發。

雙方在牧野展開對決。不料,那些奴隸及戰俘紛紛倒戈,引領著周武王的軍隊沖入城中,商紂王見大勢已去,在他往日尋歡作樂的鹿臺自焚而亡。自此,商朝滅亡,大周興起。

周代商,是一起尋常的朝代更迭,但是,這里面的歷史意義卻不僅僅局限于改朝換代。

1、打破占卜,擁護“天命”

當年,周文王被商紂王拘役于羑里的時候,將《易經》推演為六十四卦,這一成就,使周朝蒙上了濃重的神秘色彩。

實際上,文王的《周易》和整個商朝的占卜氣氛比起來,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就目前發掘到的文物而言,有兩樣可以代表商朝文明,一個是青銅器,另外就是甲骨文了。

商代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非常發達,但是其用途無非兩個,主要是祭祀,其次是酒器。透露著濃重的宗教色彩。而甲骨文則是用來記錄占卜之事。

生活在商代統治之下的姬周,其行事風格自然深受影響,凡軍國大事,皆需占卜。姬周在諸多方面也確實存在“問天”行為。但姬周與商朝不同之處是,姬周表面上奉行“占卜”,在遇到重大決策時,往往會根據形勢而靈活變通。

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為試探自己的影響力,在孟津舉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許多諸侯聞風而動,皆來參加。演習時,一條白色的大魚躍入旗艦,殷商崇尚白色,此舉被認為是商朝滅亡的征召,然后又有一顆紅色流星劃過長空,圍著武王的營帳盤旋,經占卜,認為是吉兆。

孟津觀兵,雖然有八百諸侯響應,但武王掂量自己實力,覺得還是不如紂王,于是繼續積蓄力量,等待滅商時機。

兩年后,滅商時機來臨,按照慣例,戰前必然要占卜,連占三次,皆為大兇。姜子牙勸諫道,“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于是,號召天下諸侯共討紂王。

行軍過程依然充滿了“兇兆”,比如共頭崩塌、旗桿折斷等,皆被姜子牙及武王以眾望所歸、天命難違為由“糊弄”過去。

到了朝歌城外的牧野,五萬對十七萬,兵力懸殊,且天氣惡劣,在這種“大兇”征兆下,“天命”果然取得了勝利。

因此,周代商,這其實是一個對抗殷商“占卜”政權的過程,更是一個人心向背、擁護天命的經歷。這對于周代傳統哲學觀的創建提供了現實依據。

2、建立周禮

公元前638年,曾經的前朝子民------宋襄公與楚成王為爭奪中原霸權,宋楚兩軍在泓水遭遇。早已列好陣勢的宋軍,本可以趁楚軍剛渡河、半渡之時、上岸未穩予以攻擊。但打著“仁義”旗號的宋襄公一定要等楚軍準備好才發起沖擊。

宋軍不敵,宋襄公身受重傷,于次年不治身亡。后世在評價這段戰事的時候,難免嘲笑宋襄公的愚蠢。

其實,宋襄公的這一系列操作,在當時是完全符合“軍禮”的。

周代商后,武王姬發的弟弟周公旦推出了“禮樂”制度,根據《周禮·春官》記載,其內容主要包括: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三千年前就是禮儀之邦了。

嚴格說來,這些禮儀不是周代所創,它們在殷商甚至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它是在周代形成了一個獨立運作的體系。這些“禮樂”,其實就是對人們行為規則的一些定義,它的本質目的是周代統治者出于治理社會的現實需要,因此,站在這個角度上講,周禮是劃分社會等級的一種標準。

舉個例子,天子和諸侯的祭祀,其祭品就不同,飲食亦是差距巨大。天子可以每天吃羊肉,諸侯只能逢初一十五。

此外,周禮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周代,其影響至今。比如,拿葬禮來說,出殯當天摔碗、扛招魂幡的一定是長子,這其實就來源于周禮的嫡長子制。

結語

商代統治者凡事皆問神,站在這個角度上講,商朝政權本質是一種宗教和神權的結合體。周代商后,打破了政教合一這一傳統,雖然周代統治者依然會占卜,但他們不會完全決斷于占卜,而是會根據實際形勢作出判斷,而周禮體系的推出,正好填補了宗教、神權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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